茶最初是药——神农尝百草，身边带的就是茶，吃了有毒的草，嚼几片茶叶，毒性就没有了。茶能去毒，也能去火，让身体清净、头脑清醒，这应该是中国人早就知道的。茶成为饮品，是魏晋之后的事，先在僧侣中时兴，再传入社会。它的时兴，跟佛教文化的东传有关系。

　　世界上第一部茶叶著作《茶经》，就是曾当过和尚的陆羽所著——陆羽对寺院生活不陌生，对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的生活也很熟悉。陆羽在《茶经》中提及了选茶、炙茶、碾末、取火、选水、煮茶、酌茶、传饮八个主要程序，还记载了三位僧人的茶事：第一个是单道开，东晋人，在临漳昭德寺修行时，常以饮茶来解困驱眠；之二是北魏名僧法瑶，长年住在吴兴武康的一座小山寺中，严守戒律，仅以蔬菜入食，用膳时也只饮茶；其三是昙济道人，是位著名的高僧，避居于寿州附近的八公寺中。南朝宋国新安王刘子鸾与兄弟豫章王刘子尚来拜访，昙济道人以茶茗招待。子尚尝后，赞不绝口，说：“这真是甘露啊，怎么能称它为茶呢！”

　　这一句话有潜台词：原以为茶都是难喝的，没想到茶如此好喝。估计那个时候，茶主要限于药用、解渴、解酒、祭祀、养生；间或有当饮品的，都是乱喝一气，如牛饮般粗放。

　　僧人的示范，以及陆羽《茶经》的影响，慢慢使饮茶成为一种习俗，茶文化也随之蔓延开来。不过那时的茶，尚没有一个“道”，喝茶就是喝茶，尚没有提升到美学和禅的层次。唐代白居易有诗：“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望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说明喝茶与喝水区别不大，还是比较随意率性。

　　茶饮后来的发展，分三个阶段：煎茶、点茶和淹茶。唐朝之时，喝茶以煎茶为主。茶的制作，以蒸烘先制成片茶、团茶和饼茶，待饮用时，将固形茶碾成碎末，放于火上烘烤，再将细末放入釜中煮开，加入芝麻、黄豆、盐、香料什么饮用。如此喝茶方式，跟现在草原民族吃马奶子茶之类差不多。唐代有胡风，如此喝茶方式，颇有胡风。

　　宋朝的饮茶是点茶，特点跟唐朝不一样了，不再烘烤加料，而是注重品尝茶叶本身的味道。茶的做法区别不大，茶饮时一般将团茶饼茶碾成粉末置于碗中，注汤点饮，因而产生分茶、斗茶等技趣性的品鉴游戏。

　　明清之后，茶叶制作出现了“革命”：茶叶采摘后直接烘烤，随后泡发饮用，是谓淹茶。茶叶“革命”，其实是被动的——蒙古人南下九十年，把中国传统文化搞得支离破碎，上气不接下气。茶的饮法，也变化很多，估计元人喝茶，又回“胡风”：把茶叶跟牛奶混在一起，加入各种佐料一起煮。等到蒙古人逃往大漠，明朝人已不知宋人点茶的具体步骤——有学者注释宋代书籍，竟不知宋朝点茶用的茶筅的形状。于是明人饮茶“重打锣鼓重开台”——直接泡发饮用。明人于茶，不再是吃，是呷，以一种简单方便的方式延至现今。

　　茶饮的三种方式，也称唐煎、宋点、明淹，即唐朝以煎茶为主，宋朝以点茶为主，明清之后，以淹泡为主。茶真是个好东西，带有鬼斧神工之魔性，不管煎也好，点也好，淹也好；也不管是不发酵也好，半发酵也好，全发酵也好……不管怎么糅弄，都很好喝。你说这事怪不怪？怪，也不怪。

　　茶遇到宋，是一见钟情，也是如鱼得水，故产生了茶道。为什么？还是社会和文化的原因。一方面宋朝尤其是北宋比较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另一方面，理学盛行，人们热爱读书，勤于思考，相对有静气。理学兴起，注重生命过程，也注重事物的过程。这样的理念，有助于茶道的产生，也有助于茶道的兴盛和发展。茶道的实质，其实说白了，就是放下功利，以平常心做任何事，不注重最后的结果，却在意事物的过程。饮茶也是这样，以水润茶，以茶润水，煮水、泡茶、啜茶等步骤，按步就班，做的极其细致。行为和心灵互相观照，以此自省：道在过程中，不在结果中。

　　茶道让生活艺术化，也让人生哲思化。宋朝茶道，一直暗藏一个“理”，就是正心、诚意、修身。这一个“理”，既是儒，又是道，也是禅。宋朝之所以在智力上有极大的开拓和上升，在文化风格上也有着整体的幽深和雅致，茶起着无形的作用——是茶在释放着能量，滋润着人们的思想和感觉：品茶者可以从天青色的瓷杯、琥珀色的茶水中，感受到孔子的温润、老子的旷达，以及释迦牟尼优雅的智慧。

　　什么是禅？你尝尝茶的味道就明白了。这就是通感。语言的能力，的确是有限的。能明白语言的缺陷，就是智慧。这一点，很重要。

　　人生一世，一方面，力求表达，也就是将语言文字的意义表达到极限；另一方面，要意识到语言文字的弱点，学会不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陶渊明诗“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就是这个意思。

　　多说一句：数学上的零，音乐上的休止符，中国画的空白，哲学上的“无”……都是这个意思。要学会运用这些。文字上，就是点到为止，用手指月，留大片想象空间。

　　茶与禅，是东方文化的“双生花”。它们一起生——茶饮诞生的年代，是禅诞生的年代；也一起长——有茶即有禅，有禅即有茶；不可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还可抑制性欲。茶叶中含有咖啡碱，可以兴奋中枢神经，使肌肉的酸性物质得到中和，消除疲劳，提神益思，在生理上使人宁静、和谐。在精神层面上，茶道提倡的清雅、超脱、俭德、精行，合乎佛家淡泊的人生态度。茶虽然不能达到“空”，却有利于人“空”起来。

　　茶与禅，在更多时候，有镜花水月般的关系。禅能通神，茶也能通神。唐代名僧皎然在《饮茶歌》中写道：“一饮涤昏寐，清思朗爽满天地；二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这是喝茶，更是悟道。茶与禅在唐宋之后结合得很紧密，有很多关于茶的公案，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却诙谐幽默、暗隐机锋、意味深长。《景德录》说及吃茶的地方竟有六、七十处之多。《指月录》载：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处，师问：“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院主当下大悟。这便是大家熟知的“吃茶去”公案，赵州禅师三称“吃茶去”，是因为煎茶饮茶这等事，在僧人眼里却同佛性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吃茶即是修心，修心即是吃茶。

　　古时一些名山大岳中的寺院附近，常常辟有茶园，最初的茶人，大多是僧人。很多名茶的出现，都与佛门有关。西湖龙井茶，是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在天竺寺翻译佛经时，从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天台山带去的；四川雅安的蒙山茶，相传是西汉蒙山甘露寺禅师吴理直所栽，称为“仙茶”；庐山云雾茶，是晋代名僧慧远在东林寺所植；江苏洞庭山碧螺春茶，是北宋洞庭山水月院山僧所植，它还有一个名称，叫作“水月茶”。除此之外，武夷山天心观的大龙袍、徽州的松萝茶、云南大理的感通茶、浙江普陀山的佛茶、天台山的罗汉供茶、雁荡山的毛峰茶等，都产于寺院。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佛经，自然与佛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最初也由僧人种植；惠明茶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至于普陀佛茶，因产于普陀山，最初是僧侣献佛、待客用的，所以干脆以以“佛”命名了。

　　和尚为什么会品茶？一是心静，三昧自从静中来；二是味觉很少遭污染，比在家人敏锐得多。和尚能品出茶的三昧，自然能培植出好茶。

　　中国文化主“静”，这一个“静”，当然是相对游牧和商业文化的游走而言。静极了，好东西都出来了。只有在静中，才能品出三昧。由“静”而出的文化，余韵缭绕，有一番说不清道不明的美感。与茶的平易、隽永、智慧与含蓄相比，葡萄酒过于高冷，咖啡过于浓烈，可可则冒着天真的傻气。

　　说茶与禅，自然离不开日本。茶在唐宋之际传到日本，日本茶道延袭的，其实是唐宋的风格，只不过更加虚玄了。日本受佛教影响，视角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视一切事物有生命。花也好，茶也好，物具也好，器皿也好，都视为有生命的东西。茶道与其说是仪式，不如说是对生命的敬奉，所以格外郑重其事，也视若一场净心清魂的法事。生命本身是短暂的，也是不完美的，茶道试图表达的，就是生命在短暂和残缺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和谐。

　　茶道的关键，还是互动，以物来通人，以人来通物，最后去通神。在静思、冥想与互通中，激发人们的潜能，认识到事物的纯洁与和谐，以体会“道”之所在。

　　不知这样说，是否能听得懂？

　　日本文化，螺蛳壳里做道场，极度地讲究，极度地精致，极度地自恋和自怜。作家冈仓天心说，日本文化中，武士道精神，是“死的艺术”；茶道，是“生的艺术”。

　　茶还可以形容人，冈仓天心说：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难以体会人生中酸甜苦辣所蕴含的种种乐趣，会被说成是身上“没有茶水”。相反，如果一个人过于唯美，桀骜不驯，无视人间疾苦，只知沉溺于个人情感，我们则会指责他身上“茶水过多”。

　　茶中真有道。仍旧是：道可道，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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