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相机里的西迁浙大

　　钱永红（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

　　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有90％的大学受到日军的轰炸和摧毁，约106所高校被迫迁移，但万千师生一路办学不止、教学不止、求学不止，文化的种子撒播到穷乡僻壤，产生出更多的力量。这也被后人称为“一次荡气回肠的文化长征”。

　　1937年11月，抗日战争的硝烟逼近杭州，浙江大学不得不举校西迁。这次西迁途经赣、湘、粤、桂4个省份，行程2600多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省遵义市。由于遵义办学条件有限，理学院、农学院及师范学院的理学部又迁往75公里外的湄潭县城。

　　据不完全统计，在湄潭的7年中，浙大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超过当时所有的中国大学。中国的物理学年会连续4次在湄潭召开。英国《自然》周刊、美国《物理评论》经常收到来自“中国湄潭”的论文，其中仅用“湄潭”两字做标题的论文就达25篇，如《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湄潭动物志》等等。据说，在70年前，只要写上“中国湄潭”4个字，国外的科研刊物便会准确无误地寄到时在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的浙江大学图书室。

　　1944年10月，应竺可桢之邀，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来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浙大的教授们宣读了多篇论文，李约瑟被这些与世界同步的科研成果震惊了，他说：“我可以毫不吝啬地说，这里是东方的剑桥。”

　　1954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出版了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在序言中他告诉读者，他1944年考察疏散到湄潭的浙江大学，结识了校长竺可桢和王琎、钱宝琮等学者。1992年8月，在浙江大学举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国际学术研究会上，时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宣读了李约瑟的贺词，特别提到三位已故学者竺可桢、王琎和钱宝琮，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初曾受到他们的启发。十多年前，我已搜集到李约瑟及其夫人李大斐走访湄潭浙大的不少文献资料，唯独没有发现那次访问的历史照片，颇为遗憾。

　　2008年12月，我意外地收到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捷克籍在读博士胡吉瑞的电子邮件，询问我祖父钱宝琮与吴文俊在数学史研究方面的问题。我立刻回信，并顺便请他在研究所查阅是否存有李约瑟湄潭考察时的历史照片。胡吉瑞复信曰：“李约瑟在湄潭拍了一些照片，其中两张可能有您的祖父，但是我们都不敢确定。”他还从研究所档案资料中找出了李约瑟自制的“钱宝琮卡片”，卡片将钱宝琮称之为“中国数学史杰出权威”。第二天，胡吉瑞又来信说：“李约瑟在湄潭文庙拍的照片都不太清晰，有的还有双重曝光。”

　　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喜不自胜，立刻回信：“感谢你给我提供了这么多一手资料，因为它们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从你提供的照片来看，我已认出了王琎（戴眼镜，有点谢顶的老者），他右旁边很可能是祖父，由于是背面，而且不清楚，还需要再看”。时隔不久，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馆长莫弗特专门来信，请我进入其馆藏网页，要我辨认李约瑟湄潭照片中的浙大教授，还允许我下载并公开使用加有其网页标签的老照片。

　　如此珍贵的浙大照片岂能一人独享！2009年1月，我带上照片去拜见106岁高龄的贝时璋先生。老人家手拿放大镜仔细地查看照片，兴奋地喊出王淦昌、王葆仁、王琎、丁绪宝等教授的名字。我又将照片分送给诸位教授的后代，也捐赠给了浙大档案馆、湄潭的浙大西迁历史文化研究会。

　　李约瑟与浙江大学师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他原计划在浙大逗留四五天，结果发现可看的东西太多，对浙大的学术成就非常惊讶，因而留了整整八天，称“浙江大学是与在昆明的著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齐名的学术机构，可能在中国的大学中排名最高”。他为英国《自然》杂志撰写了亲临浙大的所见所闻，并将自己拍摄的几张浙大照片刊登在他与夫人合编的《科学前哨》（文献）和《中国科学》（摄影集）上。

　　李约瑟研究所提供的照片包括校长竺可桢主持的中国科学社学术会议（图①）、研究人员在试验田用显微镜进行观察（图②）以及营养学家罗登义、生物学家谈家祯等做实验的照片。

　　70多年以前的照片已不够清晰，并且还有重叠现象，说明李约瑟当时操作相机的水平并不高明。然而，作为当时的科学史家，他适时捕捉信息，及时按下快门，定格历史瞬间，已是相当可贵。

　　李约瑟拍摄的浙大照片不仅见证了学校西迁办学的艰辛，记录了浙大人可贵的求是精神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而且填补了西迁浙大时期中外学术交流资料影像的空白，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浙大西迁史乃至中外科学史最为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