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会比一天美好

　　何兆武（历史学家、翻译家）

　　我是1921年秋天出生的，1937年秋天离开北京时刚满16岁。

　　那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完高中一年级，暑假里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我那时懂点事，但不成熟，读报中看到宋哲元每次谈话都是“能和就能平，能平就能和，和平和平，和就是要平，平就是要和”。但日本人一动手，中国人想和平也和不了。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古都，在当时也是一座大城市，居然没多少日子就被日本人占领。北京城里人心惶惶，我们也只好迁回湖南老家。

　　以往回湖南很容易，坐火车从北京到汉口只需几天。我们那次一走啊，就是40天。北方打仗，铁路断了。我们只能先到天津，然后坐船去青岛，从青岛换火车到济南，再坐火车到徐州，最后转郑州到汉口。离开北京那一天，天气很凉，火车站里人很多，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四处弥漫着亡国的死寂。一个多月后回到老家，一个姑妈见到我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的脸原来很圆，一路不得休息不得吃，非常辛苦。

　　到了长沙还要继续读书，因为我从北京去的，很不适应。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我们在北京读书接触白话文比较多，湖南的中学生古文功底好。考大学时，我的三个志愿报的都是西南联大，能考入西南联大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也是唯一的愿望。

　　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关系非常密切，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我从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时期。

　　在西南联大，我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去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闻一多先生的《诗经》《楚辞》，朱自清先生的课，钱锺书先生的课……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个人，但是他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联大的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是学术气氛。

　　回想我这一生最美好的岁月，还是联大那七年。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是不等于钱多，那么，美好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另一个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美好。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艰苦，可士气却没有受到影响，也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大家总是乐观、天真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的所在。

　　（任姗姗、何桂锦采访整理，部分内容摘自《上学记》，速写罗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