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波兰斯基对本国商人说：“俄国需要中国丝织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棉花也差不多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

　　就在波兰斯基说出这句话的当年，茶叶的出口量已经占到了中国对俄出口总量的74.3%，这一数字，在二十年后，被刷新到了94.4%。

　　让这一庞大的出口额成为可能的，正是南起武夷山、北至恰克图、绵延万里，由数万商号、数十万晋商、数百万骆驼踏出的茶叶之路。

　　从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第一支商队起，到1902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止，稳定的商业组织，固定的从业人员，长期、明确、稳定的交易市场和时间，中俄双方政府严格的税收管理……这条商路繁荣了200多年。

　　如果说“汇通天下”票号是晋商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顶峰的话，那么万里茶路正是开创了晋商在贸易领域的全盛时期。茶叶贸易所带来的贸易结算问题，甚至直接推动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探索。

　　开路维艰

　　历史上，中国的茶叶、茶种、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传播，大体可分三路。

　　一路为海路。据说，汉武帝曾派出使者携带金、帛和土特产，包括茶叶，从广东出海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南部等地。

　　另一路为日本、朝鲜。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等较为系统地得到了传播。

　　最后一路为陆路。其中，北经蒙古传入俄国，西北经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及东欧，历史上，通往北方的陆路茶叶贸易分有东路、西路和中路。西路止于新疆，东路止于东北，而中路，就是承载着最大交易量的万里茶路。

　　据考证，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是当年晋商开辟古茶路的起点。茶船从武汉溯汉水西驶、北上，经茶圣陆羽的故乡，再出襄樊，溯唐白河、唐河北到河南赊店。至此，全长1500余公里的漫漫水路终于走完。

　　茶帮从南方进入中原后，由赊店改用骡马驮运和大车运输，在豫西大地上迤逦北行，直抵黄河南岸的孟津渡口。少部分茶帮转洛阳，经西安、兰州，去往西北边疆。

　　大部分茶帮渡过黄河后，从济源县取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北上泽州、长治。走出上党山区，经子洪口进入晋中谷地，进入晋商的家乡。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

　　此时，一部分沿“走西口”的通路，经雁门关、岱岳(山阴县)、右玉，穿过古长城的杀虎口去了归化(呼和浩特)；大部分经应县、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到达库伦(现称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和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实现对外贸易。

　　“无茶”的茶商

　　事实上，对于茶叶，山西商人并没有理所当然的优势。中国虽然是茶叶大国，但山西本身并不产茶，从晋商的资源禀赋来看，并不具备经营茶叶贸易的资质。

　　然而，正是晋商这一不具备茶叶资源的内陆省份，却在18世纪的亚欧茶叶贸易的历史上独占鳌头。

　　全盛时期的茶叶贸易，撑起了恰克图的半壁江山。山西商人能够抓住茶叶贸易的机会，主要依靠其以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资源的能力。而且，在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过程中，先是进行茶叶的长途贩运，然后又转入到茶叶的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直到茶叶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已然从流通环节进入到生产环节。

　　中俄“茶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俄国茶叶商人在中国拥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由于政府限制，晋商贩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统算下来，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一场历时多年的中俄茶叶大战拉开了序幕。

　　在这场肉搏战中，晋商开始改变路线布局，将此前的武夷山办茶转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缩减了运输成本，此外，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差距，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从英国进口烘干机，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扳回了一局。

　　“打到俄国去”。同治六年，晋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

　　很快，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这样的速度，超过了对手的想象。

　　“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驼队和火车轮船之间的赛跑，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较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而后，赊销款的无果而终，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最终落败，给予了晋商沉重的打击。经此一役，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一落千丈，大多数店铺倒闭，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