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是在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背景下加快遵义乃至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发达东部地区带动欠发达西部地区发展、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是发达地区实行教育扶贫、推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均衡布局的需要，是浙江大学继承西浙大优良传统、回馈遵义湄潭人民的需要。

　　蔡永飞

　　最近笔者到贵州省湄潭县调研，参观了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看着一幅幅珍贵图片和许多文献资料，几度落泪，深为感动。相信了解浙江大学这一段历史的人，都会从心灵深处感到震撼。参观时笔者脑海中冒出的一个想法是：浙江大学应当再度“西迁”，恢复重建湄潭校区，继承发扬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的办学精神，再续“东方剑桥”的历史佳话。

　　浙大在遵义、湄潭七年的宝贵经验及其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为战争形势所迫，浙江大学从1937起开始西迁，一迁浙西天目山、建德，二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因为西迁路线与红军长征路线颇为相似，这次西迁之举被老一辈领导人彭真称为“文军西征”。西迁的浙大(下文把西迁时特别是在遵义湄潭的浙大简称为“西浙大”，以区别于今天的“东浙大”)创造了宝贵的精神价值和办学经验，不仅堪称历史丰碑，也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吉安是今江西省地级市，下辖泰和县，民国时另有吉安县；遵义是今贵州省地级市，下辖湄潭县，民国时令有遵义县。--编注)

　　第一，西浙大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仍需发扬光大。西浙大的精神首先是和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融合在一起的。抗日战争中，为了保护民族文化不被强敌消灭，以校长竺可桢为代表的浙江大学师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历经千难万险，保存了浙江大学师生这一批民族精英，而且顽强不屈地开展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创造活动，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竺可桢和他的许多同事一样，是文弱书生、谦谦君子，但他们是英勇无畏的民族英雄。竺可桢在西迁途中送长子上了抗日前线，爱妻和次子因为在西迁途中病重无法救治而去世，即令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仍办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对振奋和凝聚民族精神、提升民族自信力，西浙大和竺可桢的贡献并不亚于在抗日前线打胜仗的将士。尤其是，竺可桢和西浙大师生所从事的是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乃至全人类的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西浙大的人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都是现代化建设诸多领域的领军人物。能够培养和保护好这样一个精英群体，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

　　应当说，西浙大的办学精神是西浙大最宝贵的财富。今天执政党号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基于这样的视角，可以认为迄今为止对西浙大精神价值的研究和宣传还是非常不够的。

　　据了解，描写西浙大历史的电影只有一部。198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吴贻弓拍摄的电影《流亡大学》，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西浙大的历史，但这部电影有许多局限性，缺乏应有的艺术感染力。就学术研究而言，迄今以西浙大历史和相关人物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也很少，在中国知网可以查到的文献资料只有几十种，已出版的专著也只有李曙白、李燕南合著的一部资料性的《西迁浙大》。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下属的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领导协调小组办公室拍摄了十集纪录片《文军西征》，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研究和宣传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但也只有这一部史料性的专题片，并且这件工作做得太晚，许多当事人都已经故去，片中接受采访的当年西浙大当事人也都是90左右的老人。历史文物的保护利用也有不足。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由于一些西浙大老校友回到遵义湄潭旧地重游时提出建议，当地才于1989年对作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湄潭文庙(曾是西浙大图书馆)进行全面维修，并于1990年建成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但展品和资料不多，内容和形式都不够丰富。

　　可以说，无论研究和宣传，还是文物保护利用，都有愧于创造了西浙大辉煌历史的前辈科学家、教育家，有愧于对西浙大的建设发展做出了牺牲奉献的遵义湄潭人民。

　　尤其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尽管也比较重视校史的学习研究和精神传承，但显然不够。如果能够恢复重建浙江大学遵义湄潭校区，哪怕只安排一部分专业系科在此，那么毕竟这是在西浙大所在地，师生们对西浙大的精神价值会有更直观的感受，一定会极大地促进西浙大历史的研究和优良传统的学习继承，浙江大学其他校区的师生来“朝觐”西浙大的精神家园也将更有实效。

　　第二，西浙大的办学经验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伟大创造，这些宝贵经验也需要发扬光大。西浙大最可贵的办学思路，是开展大学和所在地的良性互动。浙大在西迁途中，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江西泰和县，至今还在使用的一条赣江防洪大堤，是当时浙大土木工程系师生协助当地人民设计修筑的，名字就叫“浙大堤”。到了遵义湄潭，竺可桢一开始就提出要“竭尽知能当有裨于黔省”。学者谢丹的《抗战时期浙大西迁对湄潭地方现代化的影响》、吴永燕的《抗战时期浙大内迁与遵义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胥思省的《浅议抗战时期浙大西迁对贵州地方发展的贡献》等论文，比较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西浙大对遵义湄潭乃至贵州省现代化建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其实，从西浙大师生一部分科研成果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西浙大和遵义湄潭的校地良性互动关系：

　　谈家桢：《中国西南果蝇之调查与研究》；贝时璋：《丰年虫及细胞学研究》；汤斶新：《湄潭鱼类与鸟类》；张孟闻：《湄潭动物志》；卢守耕：《迁湄三年来水稻育种之成果》；陈锡臣：《湄潭之农业》；吴耕民：《甘薯、洋葱、蔬菜新种在湄潭之试验推广》；彭谦、唐耀光：《湄潭近郊土壤剖面之研究》；罗登义：《黔北人民之营养》、《贵州蔬菜水果中维生素P之研究》；吴耕民、黄佩文：《贵州名产之地瓜》；林汝强、蒋聪强：《湄潭之特殊观赏植物》；白汉熙：《草药对湄潭包谷酒制造之意义》；葛起新：《湄潭竹类病害之调查》；陈鸿逵、葛起新：《湄潭茶树病害之研究》；杨新美：《贵州食用蕈人工培养之初步报告》；唐觉：《湄潭卫生昆虫之研究》；蔡邦华、李学骝：《西南各省蝗虫着分类》；刘淦芝：《湄潭茶树害虫初步调查》；蔡淑莲：《湄潭重要经济植物病害之初查》；钱英男、赵明强：《遵义之农家经济》；吴文晖、赵明强：《湄潭之农家经济》；张德粹、张海帆：《湄潭信用合作社之概况》；沈文辅：《从农业节说到农学院之职责》《世界转化中之农民》；石坚白：《新县制下农业建设之展望》；寿宇：《湄潭茶产调查报告》；叶笃正：《湄潭大气电位》；尹世勋：《湄潭之气候》……

　　西浙大的学者们把遵义湄潭研究得那么透彻，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之大可想而知。可惜西浙大在遵义湄潭仅仅七年，不妨设想，假如西浙大回迁杭州时留下一部分师生创办浙大分校区，那么从1946年到2016年整整70年，会多么深刻地造福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更不可忽视的是西浙大对遵义湄潭教育事业发展的支持和影响。西浙大不仅帮助当地民众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移风易俗，更直接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939年，国民政府在湄潭成立了一个中央实验农场，选择湄潭是因为有西浙大在此，第一任场长由西浙大农学院兼职教授刘淦芝担任，西浙大教授也经常受邀到农场讲学指导。1940年，湄潭县立中学与浙大实验学校合并，创建了浙大附中，并且按浙大办学思路方法制定实施办学方案。1942年，在西浙大支持帮助下贵州省湄潭实用职业学校成立，为湄潭地区培养了大批优秀实用性技术人才。西浙大全方位参与当地多层次人才的培养，对遵义湄潭地方的现实发展和未来发展都进行深度参与，充分发挥了高等学校对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应有作用。

　　在西迁广西宜山时，竺可桢确立“求是”为浙大校训。他借鉴整合东西方教育思想，形成了西浙大的办学理念和整体思路，因此培养了西浙大师生不怕困难、专心求学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不懈奋斗精神，一大批学者专家和一大批世界级学术研究成果涌现。

　　1944年10月，英国学者李约瑟应竺可桢校长之邀来湄潭讲学，原计划只待三天，结果留了七天，他被西浙大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诸多学术成果所吸引。回到英国后，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是“东方剑桥”。文章说：“湄潭是浙大科学活动的中心，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李约瑟提到了王淦昌，谁能够想象，美国原子弹研究成功，还有西浙大王淦昌教授的一份贡献。1992年，王淦昌回忆说：“1940年初，到了贵州遵义，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教学和研究环境。我集中阅读了近几年有关中微子问题的论文，经过反复思考，写成了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文章于1941年10月13日寄到美国，1942年1月在《物理评论》杂志发表。正是在此文的启发下，美国物理学家阿伦(John F. Allen)完成了“王淦昌-阿伦实验”，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确切验证中微子存在的著名实验。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根据这个实验，制造出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王淦昌本人和同事程开甲也成为新中国的“两弹元勋”。

　　竺可桢、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程开甲、卢鹤绂、束星北、贝时璋、谈家桢、李政道、马一浮、丰子恺、钱穆、谭其骧等等学界泰斗，都是西浙大的名片，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其他同事51人成为新中国时期的两院院士。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是1943年考上西浙大，2004年他在《<束星北档案>序》一文中写道：“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练，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谨以此文向束老师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有论者认为，竺可桢校长领导的西浙大是浙大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或许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也将是竺可桢办学思想再创辉煌的一个新机遇。

　　第三，西浙大在遵义湄潭的七年，充分体现了遵义湄潭人民敬学重教的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也应该发扬光大。当竺可桢透露浙大西迁贵州的意向(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想要迁到安顺)时，遵义和湄潭方面主动发出了邀请。1939年2月，竺可桢在贵阳偶遇贵州省政府一名官员、湄潭人宋麟生，他极力劝说竺将浙大迁到遵义湄潭。隔日竺又偶遇湄潭人陈世贤、陈世哲兄弟，他们也都建议将浙大迁到湄潭。6月，竺可桢来到遵义和湄潭实地考察，时任湄潭县县长的严浦泉是留英博士，为争取浙大迁到湄潭做出极大努力。他专门成立了浙大迁移协助会，动员民众腾出250多间房舍，并将湄潭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公房交给竺校长。

　　当时的湄潭县人口只有1000多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老百姓从未见过电灯。西浙大迁入湄潭县城和永兴镇后，尽管物资供应十分紧张，但湄潭人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不让西浙大师生挨饿。一位史地系的校友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他和同学曾经看到当地有百姓家里把死人抬出门，一问原因，说是饿死的！

　　就是在如此艰难困苦中，湄潭人养育西浙大人整整七年，让西浙大师生从容论道、弦歌不辍。生物学家贝时璋曾经撰文说：“我的黄金时代在湄潭。我特别要感谢遵义、湄潭人民倾其所有，使浙大有一个良好的办学环境，没有遵义、湄潭人民的养育之恩，也就没有今天浙大的发展壮大。”

　　遵义湄潭人民尚文敬学、尊师重教，他们对西浙大的这份感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宏伟目标的动力所在。

　　恢复重建浙大湄潭校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笔者认为，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是在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背景下加快遵义乃至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发达东部地区带动欠发达西部地区发展、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是发达地区实行教育扶贫、推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均衡布局的需要，是浙江大学继承西浙大优良传统、回馈遵义湄潭人民的需要。

　　或许有人会说：湄潭太过偏僻遥远，不太适合发展高等院校，那么，西浙大的历史会告诉他：那里不但可以发展高等教育，而且可以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具体操作办法建议如下。

　　第一，可由贵州省遵义市正式向浙江大学提出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的建议，并请浙江大学制定相应规划和实施方案。其实起步阶段就像北京大学支持石河子大学一样，安排一部分教师轮流到湄潭校区工作就可以了。相信浙江大学方面会接受这一建议，因为假如竺可桢、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等老前辈还在的话，他们一定会大力支持这一建议。

　　第二，当年西浙大在遵义分成了遵义县城、湄潭县城、湄潭永兴镇三个校区，新校区可以集中在湄潭县城及其附近，这样就可以以湄潭县政府所在地湄江镇的名义，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2016]147号)，申报为特色小镇(其“特色”最鲜明的可以是浙江大学新校区建设和西浙大文化科技园区)。

　　根据这一文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支持符合条件的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申请专项建设基金，中央财政对工作开展较好的特色小镇给予适当奖励”等精神，获得批准后，作为湄江镇特色小镇重点项目的浙江大学湄潭校区建设，将会得到政策和资金支持，资金来源将不成问题。

　　第三，西浙大曾被誉为“东方剑桥”，浙江大学和贵州省方面或可共同邀请英国剑桥大学参与浙江大学湄潭校区建设，把浙江大学湄潭校区办成由浙江大学和剑桥大学合办的一所全新的中外合作大学，让她再造“东方剑桥”的辉煌。

　　(作者系法学博士、民革中央三农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