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自述

　　印度阿萨姆、大吉岭两大地区所产著名红茶，其茶种均源于中国。据中国、日本等专家考证研究，印度阿萨姆茶树源自云南大叶种茶树，是从云南西部传播过去的。英国人罗伯特·布里斯于19世纪初在印度阿萨姆发现茶树，英国为压制华茶，吹嘘印度也是茶树原产地，此说至今仍被海内外一些孤陋寡闻、不负责任的专家、学者所引用。

　　印度大吉岭地区的茶树又源自何处呢？中央电视台2013年推出的电视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第四集说：“大吉岭红茶种植的历史还不到两百年，其茶技、茶种均来自中国武夷山茶区。”

　　其实不然。笔者从被称为“茶叶大盗”的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1218—1880年，或译罗伯特·福均，以下简称福琼）自述中译本《两访中国茶乡》中获悉，大吉岭地区茶种分别引自浙江舟山、宁波、安徽休宁、福建武夷山。该书35万字，2015年7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译者为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敖雪岗。

　　1842年和1849年，福琼分别受英国皇家园艺会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先后两次到中国，各逗留两年多时间，盗采大量植物，包括茶树和茶籽，带回英国和印度，其中茶树和茶籽主要种植于印度大吉岭地区。

　　上述福琼盗采茶树和茶籽的四地中，当时舟山允许外国人访问，隔海相邻的宁波则为“五口通商”口岸，宁波和福州均驻有英国领事，但宁波和舟山距离上海较近，他两次到中国，曾无数次往来于宁波和舟山。以下笔者按时间次序做了梳理。

　　舟山岛到处栽种着茶树，在金塘岛采集茶树种

　　1843年7月6日，福琼离开英国4个月后，在香港登陆来到中国。据福琼自述，他当年“11月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一年四季，我经常访问舟山，因此详细地了解了舟山岛的土地、物产、植被等情况”。

　　接下来他写道：“舟山的山谷里长着很多乌桕树……到处栽种着绿色的茶树，每年所产的茶叶，除了一小部分出售到大陆上去——宁波以及邻近的几个乡镇，绝大部分都是当地人自己消费掉了。每户小农或佃农的房前屋后，都有一些房主精心种植的茶树，但看起来他们并不想大规模种茶。实际上，真要大规模种茶，还应该再考虑考虑，因为这儿的土质并不是那么肥沃。尽管茶树长得还不错，但和陆地上那些茶叶产区的茶树相比，在繁茂程度上还是远远不如的。”

　　遗憾的是，以上记载没有说明具体为什么岛。舟山的政府驻地在定海，单说舟山，一般即指定海。

　　福琼第二次来中国到舟山，是1848年冬天，这次是从宁波去舟山的。他写到了另一个金塘岛：“外国人获准访问舟山群岛，比如舟山和金塘，这两个岛上都种了很多茶叶。”

　　他接着记载：“金塘岛又叫银岛……岛内广泛栽种绿茶茶树，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希望采集到一些茶树种子。因为这个原因，我把两个仆人都带在身边，一路上看各个茶园……第二天早晨，我租到了一匹小马，和两个偷奸耍滑的家伙一起出发前往位于小岛中部的茶园……路上一共花了三四小时。我们从山坡上的茶园里采集到很多茶树种子……每天我们都这样工作，直到我们把几乎所有的茶园都拜访了一遍，采集到大批茶树种子。”

　　“银岛上种植的茶叶比舟山群岛任何一座岛屿上的都要多。除去本地人喝掉的，大部分茶叶都销往宁波和乍浦，供那儿的人消费，或是出口到马六甲。尽管都是些好茶叶，可它们并不是按照英、美市场的口味来加工的。”

　　宁波附近各茶区出优质茶，天童寺庙周边有大规模茶园

　　1843年秋天，福琼第一次是从舟山到宁波。与舟山一样，他也多次往来于宁波，对宁波的风土人情多有记载。他两次来中国均记到天童寺及其茶叶。1844年5月，他有如是记载：“大概在5月初，我与英国领事罗伯聃先生，以及另外两位先生一道，开始一次短途旅行，访问宁波周边的绿茶产地。我们得知，这片绿茶产地的中心，有一座很大很有名的寺庙——天童寺，离宁波大概有20英里的距离，旅行期间，我们可以在这个寺庙落脚歇息。”

　　“天童寺坐落在群山之间，下临山谷。山谷中土地肥沃，在山中清泉的滋养下，出产品质上佳的稻米。两侧山地更为肥沃，在山坡的低地上，散布着很多深绿叶子的茶林。”据他记载，他当时参观了天童寺的茶园以及茶叶的制作过程。福琼很喜爱天童寺，包括他数年后第二次到中国，多次到天童寺并留宿。

　　1948年秋天，福琼第二次到中国，在记述他将去徽州（辖今安徽黄山、黟县、休宁、绩溪、黟县、祁门及江西婺源）采集茶籽时，认为宁波茶叶的品质非常好：“宁波附近的各个茶叶产区，出产适合中国人饮用的优质茶叶，但这些茶叶却不是很适合外国市场。也许宁波的茶树品种与最优质茶叶的茶树并无二致，其差异不过是气候、土壤的不同所导致的，或者，更可能是因为加工方式的不同而导致。但谁又说得准呢。就我所知，还没有外国人访问过徽州的茶叶产区，也没有从那儿的茶山上带来过茶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只是从宁波的茶叶产区采集一些茶树和种子，然后假定宁波的茶树品种与徽州的完全一致，那我此行将留下一个很大的遗憾。”

　　“要是从宁波附近的茶区采集茶树与种子，那就太容易了……也可以到名刹天童寺去，天童寺离海边大概20英里，寺庙周边也大规模地种植茶叶。”遗憾的是，关于宁波周边茶区，福琼书中除了天童寺地名外，没有出现其他茶区地名。今日天童寺茶园并不多，附近1970年代前后开发的福泉山茶园，面积3600亩，前临东海，后有东钱湖，风光绝佳，被誉为“世界最美茶园”。

　　视徽州为茶叶圣地，在休宁松萝采集茶籽和幼苗

　　上文已写到福琼很向往徽州茶区，他紧接上文，将徽州视为茶叶圣地：“但是徽州茶区却在内陆之中，离北方港口无论是上海还是宁波都有200英里之遥。对欧洲人来说，那儿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带，除了几个耶稣会传教士，没人踏进过徽州这一茶叶圣地。”

　　“我决定好了，如果有可能，就从这一著名的茶乡采集茶树和种子。有两种途径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其一是雇佣中国人前往这一地区，采集茶树和种子，然后把它们带回来；其二就是我亲自前往。”

　　考虑到雇人可能会作弊，福琼决定亲自前往。“于是我放弃了第一种途径，决定亲自前往徽州做一番刺探。这样我不仅可以采集到真正出产最好品质的绿茶茶树，而且也可以获得一些关于徽州茶区的土壤特性以及栽种方法等信息。”

　　1948年10月，福琼找了两位徽州籍仆人，从上海由水路经嘉兴、杭州、严州（今杭州桐庐县、淳安县和建德市一带）等地，于11月初到达他极为向往的徽州休宁县松萝山。

　　松萝茶始创于明代，明清时较为著名。不知从何处得到的错误信息，福琼在书中两次写到松萝山为绿茶发源地，这大概是他视徽州为茶叶圣地的由来：“我们在天刚擦黑的时候到了目的地，并第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松萝山，据说绿茶最早就在这座山上被发现的。”

　　在紧接上文的章节中，福琼简介了松萝山的地理位置，并重复了上面的话：“在中国，松萝山很有名，因为绿茶最早就是在这儿被发现，也是最早在这儿被炒制出来的……我们到达松萝山下后，我住在仆人王的父亲家里……正常的天气情况下……我这时每天都呆在外面，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忙着采集各种种子，调查山上的植物，收集绿茶种植与加工的各种信息。就这样，我采集到一大批茶树种子和幼苗，都属于茶叶贸易中最上乘的品种，我也收集到很多有用的信息。”

　　福琼在松萝山住了一周，带回了大量茶树种子、幼苗以及其他植物。

　　发现红茶与绿茶原是同源，在武夷山九曲溪畔采集茶苗

　　原来英国等地消费者以为红茶与绿茶产自不同的茶树品种，作为植物学家，福琼第一次到中国是1845年5月，为考察红茶产区，已经到过福州附近的茶山，发现红茶与绿茶其实源自同一种茶树：

　　“在这些海拔2000英尺至3000英尺高的山上，我找到了自己迫切寻找的红茶产区，而我那些亲爱的官员却矢口否认它们的存在。因为我也到过北方的几个绿茶产区，我很想弄清楚，这两个地方的茶树是属于同一品种呢，还是像普遍认为的那样属于不同品种？这一次我很幸运，不仅找到了一大片茶园，而且正好碰到当地茶农正在采摘和加工茶叶。我不仅采集到了一些新的植物标本来丰富我的收藏，而且还得到了一株活的茶树。我后来把这棵茶树带到绿茶产区，在经过细致的对比后，我发现它与绿茶茶树完全相同。也就是说，通常运到英国去的，来自中国北方的那些红茶和绿茶，实际上产自同一茶树树种，它们在颜色、味道等方面的不同，仅仅是因为加工方法的不同而已。”

　　为了进一步考察著名的红茶产区，1849年5月5日，福琼从宁波出发，由水路经今浙江兰溪、常山，江西玉山、河口、铅山，福建崇安等地，到达武夷山。在武夷山，福琼借宿在九曲溪畔一家小道观中，在附近山上采集到茶苗：“我参观了很多茶田，成功采集到大约400株幼苗，这些幼苗后来完好地运到了上海，现在大多数都在喜马拉雅的帝国茶园里茁壮成长呢。”

　　因为英国不适宜种茶叶，福琼第一次带回英国的仅是作为园林观赏的茶树或茶籽；第二次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才盗采了数以万计的茶树或茶籽，分批从海上运到喜马拉雅山大吉岭地区，并带去制茶工人和工具。数年后大吉岭地区便成了著名红茶产区，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茶叶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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