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自明崇祯12年(1639)实行锁国政策，除明末大儒朱舜水传入儒学，临济宗僧人隐元于顺治11年(1654)，应邀率三十位知名僧俗，从厦门启航赴日本长崎。五年后日本皇宫赐京都宇治醍醐山麓给隐元创新寺。新寺规系照中国旧例，亦取名“黄檗山万福寺”(即其在中国剃度出家同寺名)，隐元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山祖师。

　　同时随京都相国寺大典禅师著《茶经述评》，托名叶隽、署名蕉中老衲补《煎茶诀》，将明代晚期的泡茶方式传入日本。但《煎茶诀》是以日本假名标注的汉字刻本，不像竹田先生著《茶说图谱》，上册内容分择茶、藏茶、择水、备器、汤候、饮啜、荡涤，附载唐人茶会，及仿制茶器图谱，除图版外，均以日文说明；于道光11年、天保2年(1831)出版。

　　《茶说图谱》分上下两册。上册朱柳桥序：“煎烹之法，娓娓言之，汇为小册，凡客宜奉此为金针。余远隔关山，插翅无由，恨不能与竹田君晨夕相对。庚寅(1830年)二月春分前三日。”对作者推崇备至，可知两人交情不浅。同时书后附秋声馆主人十二则语录。第一则即说：“近日所用叶茶，相传僧隐元将来，未知果然否？(中略)丁亥年寓崎山，见清人煮茶，汤瓶茶注，相须为用，如《茶疏》(明万历年间，许次纾著)所论。”隐元将明代晚期泡茶方式传入日本。

　　又说：“尝质之朱柳桥，朱云：‘壶注锺盏类，酒茶各器，稍异实同。’《茶疏》(作者同上)所言：‘瓯为杯属。’”又载：“茗壶，近日有曼生(陈鸿寿)者，清客云：‘真者价贵，不可得也，其所装载，皆出于假。’其言必然，然亦有佳者，予藏一，颇为可观，盖上镌四篆字，笔画奕奕动人。”可见使用紫砂壶已成风尚，小型茗壶开始多起来，茶具收藏讲究名家制作，文人雅士的精神因应而生。

　　巧合的是，野田笛浦《得泰号笔记》记载：文政8年、道光5年(1825)11月24日，得泰号商船自浙江乍浦出港，赴长崎贸易。海上遭遇风暴，12月30日漂到本州岛榛原郡下在田村。依照德川幕府律令规定，只允许商船上人员在长崎停留，事毕原船随货物返回。船上的大副即朱柳桥，时年49岁。幕府国派时年27岁，昌平学校学生野田笛浦为之护送，直到1827年4月25日才回国。朱柳桥在这段期间，和竹田先生等人有密切往来。

　　朱柳桥曾和野田笛浦多次对话，主要是当时中国已输出十之七八儒家典籍到日本。朱柳桥坦言为了生计从事贸易，笛浦将自己的《海红园小稿》请朱点评，两人惺惺相惜。德川幕户虽锁国，双方民间却贸易不绝。《茶经述评》、《煎茶诀》和《茶说图谱》等书在千家茶道之外，与儒商雅士结合，形成德川幕府重视儒学的一道亮丽风景。